1938年10月，武汉会战刚落幕，中国正面战场的枪声忽然变得稀疏，大片国土却已被敌军踩在脚下。蒋介石撤往重庆，只剩西南西北一隅稳得住；另一边，敌后战场却像雨后长草，力量在悄悄长大。谁来接管华北这块刀口上的空白地带？是谁在午夜悄悄布棋，决定河北、察哈尔的未来走向？答案不止一个，故事也不止一层。
一边是蒋介石要在敌后插旗，主张把游击战打到日本控制区；另一边是八路军已经在敌后扎下根，农村里搭起根据地。到底是抢地盘还是抗侵略？争论马上起。蒋介石看中河北、察哈尔，理由很直接：山西已经是八路军的强项，去那边容易碰硬，去冀察也许能抢先卡位。问题是，那里早就不是一张白纸，旧势力还在，民军、保安团、土匪余部，各有算盘。谁能拧成一股绳，谁又会暗中使劲？先不急揭底，先看棋盘怎么摆。
顺着时间往回走。1933年，日本挑起事端，中央军与东北军从平津和河北撤出，由第29军的宋哲元来“接班”。到了1937年卢沟桥之夜，宋部被迫败退，中央军刘峙来援也没顶住，河北、察哈尔的正规军相继撤离。然而地面上并没空着，留下三股不小的力量。
第一股，是张荫梧在保定一带搞起来的“河北民军”。他早年跟过阎锡山，做过北平警备司令和师长，中原大战后回乡，办了个“四存中学”，名为办学，实则练兵。抗战一开打，他以抗敌为名扩队伍，很快从几千膨胀到上万，又得到第一战区的背书，到1938年夏，号称三万余。
第二股，是孙殿英的冀北民军。他出身草莽，跟过冯玉祥，投过蒋介石，最出名是盗挖清东陵，既丢脸也发家。后来被任命去青海屯垦，结果在宁夏被围殲，兵败后躲在太原。抗战爆发后，宋哲元让他出面重整冀北民军，他把旧部、溃兵、土匪都收拢到冀南山区的武安、涉县一带，凑到两万。
第三股，是石友三。外号“倒戈将军”，从冯玉祥的马夫一路做上将领，也一路换队友。他曾靠宋哲元的关系在冀北办民团，还暗中勾连过日方和殷汝耕，吸收了一些东北军遗留部队。抗战后，他以三个保安团组了第181师，又把高树勋的河北民军编成新编第6师，1938年3月合成第69军。
老百姓的反应很直白：旗子越多，心越乱。村口今天来的是民军，明天换成保安团，再下一周就是新兵团，大家只想过日子，但风声越刮越大。
表面看，1938年秋天像是出现了一个“稳定方案”。蒋介石派了河北省主席兼游击司令、同时也是河北省党部主任的鹿钟麟进场，他是冯玉祥麾下“五虎将”之一，有名望有招牌。9月他到河北后，开始整合队伍，11月28日冀察游击战区成立，鹿钟麟兼任战区总司令，张荫梧、石友三等纷纷归拢，一下子号称十万人的武装成形。旗号一挂，架子一搭，仿佛秩序回来了。
但所谓的平静，多半是纸面上的。真正棘手的是人心和成分。张荫梧的队伍像滚雪球，兵源杂，训练短；孙殿英的底子是土匪化的地方势力，纪律是软肋；石友三更复杂，曾多次倒戈，早前还被指与殷汝耕和日方有过勾连，这些履历让人心里打鼓。把这样的三股力量揉在一起，像把三种面团混成一个馒头，看起来个头大，蒸起来可能外熟里生。
反方声音这时就冒出来了：有人质疑，这一锅大杂烩是为了抗日，还是为了防“后院起火”？毕竟八路军在敌后扩展很快，群众基础逐步扎牢，蒋介石此举是不是先把人头凑齐、把旗插稳，至于打仗效果再说？也有人担心，“游击战”变成“游走战”，跑得多、打得少，任由日本坐收渔利。怀疑不止来自民间，也来自一些同行将领，对彼此的信任值有限。
再看当时的地面状况。河北、察哈尔到处是断裂的交通线和稀薄的补给，日军据点像钉子，乡村像布，钉子密，布易破。游击战要靠地形、人情、组织力。八路军的做法是“针线活”，把村镇串起来、把情报织起来；而国民党这边临时拼团，一来就要“拉大旗”，但细节如后勤、联络、纪律、上下统一指挥，都需要时间磨合。假性平静的背后，是一场持久的协调考验。
转折点出现在战区正式挂牌的那天。1938年11月28日，冀察游击战区官宣成立，鹿钟麟挂帅，训练、招募、整编一环接一环。张荫梧、石友三等力量正式纳入战区，短时间内号称十万武装在册。数字很响亮，队伍看起来一呼百应，仿佛历史按下了快进键，空白地带从此有了“主心骨”。
真相却有另一面。这场整合的内核，除了抗敌，更明显的是政治卡位。最初的悬念“到底是抢地盘还是抗侵略”到了此时有了答案：两者都要。战区一体化让国民党在冀察有了可见的存在感，也把之前分散的地方力量重绑在中央的架子下。伏笔在此收割——选择冀察而不是山西，是绕开八路军的锋芒；拉拢张、石，是用现成班底；鹿钟麟坐镇，是以名望统一口径。这些前面埋下的点，在这一天集中释放。
矛盾也随之被推向顶峰。八路军与国民党在敌后谁来主导的问题更尖锐；内部的将领彼此制衡，谁听谁的、谁守纪律、谁抢资源，火药味十足；日军在据点边上虎视眈眈，一旦游击战打出声响，报复和“扫荡”随时上门。表面是整合成功，内里是多重博弈同时开场。
战区挂牌后，局面看似缓缓稳定，旗号统一、口令统一、新闻也统一。但越到细处，越能看到暗藏的更大危机。混编部队磨合需要时间，补给和兵源要靠地方，自身纪律要过关，不然一打就散。河北的冬天来得快、地形碎、据点多，游击要灵、要稳、要准，十万的规模未必自动变成十万的战力。
意外障碍也不断冒头。旧账新账在一些指挥员之间翻涌，石友三的历史让人防备，孙殿英的名声让人摇头，张荫梧的“滚雪球”式扩军让人担心质量；群众的支持是游击战的命根子，但名声不佳的队伍进村，可能吃闭门羹，情报网络也就打不上去。外部压力更是硬，日军据点的“扫荡”策略，把游击队逼到不断转移，后勤线一断，士气就会漏气。
分歧于是加深。国民党要的是在华北有牌面、有声音；八路军要的是在敌后持续经营、深耕群众；地方武装要的是活路、地盘与现实利益。三方立场越拉越远，不仅在理念上不同，在具体做法上也各显章法：有人强调服从统一指挥，有人主张相对独立行动；有人重视政治动员，有人更看重地盘保有。和解并非不可能，但代价很高，时间也不等人。事态表面缓解，实则每一步都踩在薄冰上。
直接说一句，数字漂亮不等于打得漂亮。有人主张“人多就能赢”，还有人信“旗多就有势”，这套听起来响亮，用起来费劲。看着冀察战区的大整合，夸一句真能动员，可细看就会问：到底是为了抗日，还是为了管人？说是游击战，别变成游游走走的“巡游战”。前面说要统一，后面却各打各的，这不就是嘴上整合、脚下分家？假装夸奖一句，组织能力确实强，能把这么多不同路数的人拢在一锅里；但要是锅里全是不同火候的料，炖出来的味道能不能入口，还得打个问号。
讲到这儿，抛个尖锐问题：在敌后，究竟该先把队伍做精、深耕群众，还是先把队伍做大、扩张版图？一方说没有规模就没有存在感，另一方说没有纪律和民心，规模就是空架子。把两者硬凑在一起，是不是既失了人心又耽误了战机？欢迎说说，你更看重“多”还是更看重“准”？这笔账，应该怎么算？